那么所好所恶，物也的物究竟是指什么呢？作者指出：目之好色，耳之乐声，舀之气也，人不难为之死。
然而人又具有另一种能力，即后天学习和努力的能力，那就是伪，即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礼义、师法等荀子称之为善的道德意识就是通过后天的人为——伪而获得的。在孔子看来，周礼之所以衰败过时，乃是因为缺乏内在的道德基础和根据，所以他援仁入礼，用仁来充实礼，使礼获得了内在的道德基础和精神支撑。
荀子指出，如果任由人性中这些恶的因素自然发展而不加控制，必然会发生争夺、残贼、淫乱，导致社会的混乱失序，因而就有圣人化性而起伪以保证社会正常秩序的必要。天所与我的道德能力，孟子又称为天爵，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二、从郭店简到《荀子》——儒家礼法互补治国模式理论的确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皆务为治，以何种方式治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大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儒、法两大学派的礼治与法治之争最为突出。诚包括成己和成物两方面，《中庸》曰：成己，仁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他们看来，人皆自为的天性不但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对君主治国非常有利，顺遂人的自然本性正好可以利用来实现君主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因人之好利而用爵赏，因人之恶害而用刑罚。这是孔子留给后继者的一个重大课题。云梦秦简中记载了一个的真实案例，两个士兵在邢丘城作战，获得了一颗人头，但这两名士兵为了人头，互相争夺，最后案子被递交到官府[20]。
儒者反对君主专制，在儒者看来，主权属于人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0]，人君受命于天，而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31]，因此人君实际受命于民，即政府受命于人民。上得而罚之，众闻则非之。作为一名封君，阳城君请这位帮派首领助他守卫自己封地的城堡。孔子的后裔孔甲，最后也战死在反抗秦朝这一警察国家的烈火中。
正如余英时先生在克鲁格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所说：了不起的是最迟到公元1世纪，在皇帝的诏书中，儒家强调人类尊严的观点已被公开引用来作为禁止买卖和杀戮奴隶的充分依据……奴隶作为一种制度，从来没有被儒家接受为合法。因此，对人君可以批评，如果其道不能相合，则可卷而怀之[35]走人。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33页。使用现代政治术语用于古代是否合适，这是另一个解释的问题。无独有偶，早在冯友兰著作之前，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就已经敏感到：墨教如果曾经做到欧洲中古的教会的地位，一定也会变成一种教会政体。从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开始，借用了日本左翼关于封建的混用，最后经苏联五大社会形态说的塑造，用以指称某种前现代社会的专制政体。
[17]《韩非子·和氏》：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座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5] 自由主义消极自由的定义，见 [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 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2—34页。[47]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10页。对于平原君所赠的千金，鲁仲连也分文不受。
[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自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由于大批满怀要解放全世界豪情的墨者还在源源不断从东方赶来，秦王也感到烦闷了，因此多采取避而不见的态度。
随着巨子孟胜与其一百八十三名徒众在阳城的战火中覆灭，巨子被传到了宋国的田襄子。《吕氏春秋·去私》中记载，墨者的巨子将自己犯法的儿子处以死刑，可知这一集团的伟大领袖对其徒众有生杀之大权。
[44]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4页。实际上，倒是齐国这种东方国家，反而实行一年或两年的有期徒刑[41]。生在这个警察国家，你活着唯一的任务，就是不断制造和不断抢夺脑袋。秦国，成功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11] 显然，封建一词在中国大陆语境中已经丧失其原有含义。[50]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0—72页。
例如，很多现代社会主义者，宣称他们在追求一种高于自由主义消极自由[5]的更高自由。根据儒者此说，天下为公，当选天子，并以此说来面责秦始皇为桀纣，反对秦的家天下。
而在包山楚简中，也显示了楚国血缘宗族的发达[14]。《墨子·尚同中》：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诛罚之。
否则也无法解释那些满怀解救全人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最后何以投入纳粹党的怀抱之中。《吕氏春秋·上德》记载，墨家一位叫孟胜的巨子，与楚国阳城君交好。
所以说，墨者的理论，是所谓告别革命，这正是暴君们所喜闻乐见的。二、正如葛兆光所说：墨子一系则属于十分坚定的现世实用主义[7]。在这个意义上，神义论架构起的世界正义秩序必然是完美，和谐与合符神圣的。墨者主张实行奴隶制，将城旦作为一种制度。
在最高的善那里，人们只面对正义的神灵与人间掌握了最高正义的绝对主权者，因此爱无等差，对父母之爱应当与对路人之爱持等同，反之亦然。采桑叶被判处劳役，见同书第154页。
由于乱箭也射中了楚王的尸体，因此这些报复者受到了楚国的通缉，阳城君也在通缉令的恐吓中逃亡。楚军要收回阳城君的封地，负责守城的巨子孟胜讲了一番大道理，说如果不死守，天下人就会摒弃墨者，因此最后带着一百八十三名墨者徒众进行了殉道般的战斗，最后全部阵亡。
另一方面，哈耶克也认为，古罗马的衰落是因为实行了国家社会主义[19]。[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因此：则惟天子可上同于天，天子代天发号施令，人民只可服从天子。其实，通过对《尚书·洪范》的研究，学者发现，君、卿士、庶人各自意见的重要性，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任何不能理解这一点的人，都是政治上的稚童。因此，在为了绝大多数人幸福的这个所谓价值计算的前提下，墨者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提高行政效率，甚至可以和秦这样的警察国家合作。
正如本文开头引言中韦伯所说：真实的情况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而是往往恰好相反。[13] 陈絜：《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载《历史研究》2009年5期，第37—38页。
[2] 神义论一词是由德国近代哲人莱布尼茨（Leibniz，Gottfried）提出的，其词根为希腊词神（theos）与正义（dike）组合而成。而秦王显然与这位墨家领袖关系亲密，所以愿意为其子开脱罪责。
而儒家，则反对奴役人类。信念伦理有这样一种价值判断：为了终极与永恒的善，我们可以假手于暂时的恶，只要目的论的至善得以实现，手段性的恶不但算不了什么，也会在至善实现之时被终止。
